福利国家的“大锅饭”和“养懒人”是怎么回事

   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患了轻度抑郁症的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当时正值寒冬，日短夜长。为了能让病人进行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医生开了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全部报销。

    这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并得到了另外几个人的证实。这几天读到《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媒体有关“福利国家”的争论，脑子里不由冒出了这个令人神往的故事。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不过，以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事情似乎并不像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推演出逻辑结果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乡下，左邻右舍都是勤劳忙碌的瑞典人；工作中，我也从没遇到过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都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不懒。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情况做类比：假如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朗多，那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习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工资都是固定的，没有奖金。除非雇员自己跳槽，公司几乎无法解聘员工。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瑞典的劳资关系相当融洽，一般雇员对于公司内男女平等之类问题的关注，远远多过对更高薪水的渴望。除了少数大企业主，小老板、高级白领和一般职员，对这样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并无太多不满。每隔四年，他们都会义无返顾地将选票投给奉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以致在过去3／4个世纪里，该党的执政时间超过了90％。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纯属杞人忧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有口皆碑。我曾问一位哥德堡大学的新闻系教授，为什么瑞典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回答：我们信不过那些大陆上的国家，在他们那里需要保密的政府文件在我们这里大多是公开的，加入了他们，难道以后我们的政府也像他们那样事事都对国民保密？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面。一旦你同瑞典人签订了合同，如果情况有变想作调整，极为困难。比方说合同上写好的两周交货，你要求缩短到一周，瑞典人的回答一定是NO，哪怕你多加两倍货款。至于一个老板想让员工加班加点，那简直比改变这个员工的宗教信仰还要难！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和“养懒人”，但我觉得这种“刻板”或“僵化”，或许更多地与民族性有关，并非“福利国家”造成的。

    福利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其根源不在于一些论者所言的似是而非的“大锅饭”、“养懒人”。这种隔靴搔痒的评论，基本上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象。我想重申一遍：千万不要把福利国家想象成改革前的中国。

编辑：LC-HY